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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大学教师 专业: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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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r.s.戈德法布t.c.伦纳德:新千年经济学展望- -  

2006-11-28 18:55:4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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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的类别

在经济学中,关于方法论的最热烈的争论或许是经济学应当对理论,还是对经验给予更多的重视。今天,不同类型的经济学家所做的事情正是反映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我们把经济学家分为5种类型,这些不同的类型代表了他们对理论和经验的不同态度。

“纯理论家”(pure theorist)专注于对一组被当做基本假定的行为公理的含义进行逻辑上的演绎,并证明数学定理或引理。大多数博弈论都属于这种纯理论类型。纯理论与现实经济的联系基本不存在。

第二种类型是“应用理论家”(applied theorist),他们对纯理论进行重新修订,使它能够解释或预测现实世界的现象。比如萨顿(Sutton)在他的一本书里所引用的一个成功的例子——期权定价理论。在给定事先确定的价格、股票的当前价格、到期的时间、贴现率和关于股票波动性的估计之后,应用理论家设计出一种预测期权价值的方法。凡默顿(Robert Merton)和M.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由于对期权定价的贡献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另一个成功的例子是拍卖设计,它利用拍卖理论来设计可产生成功拍卖的规则。正如这些例子所揭示的,应用理论在得到良好控制的经验环境下最为适用。

第三种类型的经济学家专注于纯粹的统计理论。这些“理论计量经济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计量经济学中所出现的特定理论问题的激励而开发统计理论的。

第四种经济学家包括那些以经验为导向的经济学家。其中一个子类是“应用计量经济学家”,他们使用复杂的计量经济学工具分析数据,尽管他们与数据打交道,但他们的兴趣大多在于工具;另一个子类是兴趣更多出自于数据的经验经济学家,他们使用已经建立的计量工具分析新的经验数据;经验经济学家的第三个子类至今仍然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新鲜事物,他们使用实验方法测试各种各样的行为假定。

第五类是“应用经济学家”,这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类别。这些经济学家更多的是因他们所研究的内容而非方法所著称。在方法论上,他们兼收并蓄,以分析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中出现的问题,如劳动经济学、经济史或城市经济学。大多数经济学家属于这一类。由自身方法所界定的经济学

正如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所说,当代经济学家所做的事情是建立模型。在一篇典型的经济学论文里,引言之后紧接着的一部分往往是模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经济学的学术杂志完全没有数学标记:在今天的杂志中,每隔一页就斑斑点点地散落着代数。数学对经济模型显然有用,但并不充分。模型往往为特殊的情况所设计,因而既不能推而广之,在纯粹理论家看来也不够奇特。因为经济模型以经验为导向,而且可以用非数学的语言加以表述,因而索洛指出,那些认为经济学过于拘泥于形式的批评是不适当的。索洛甚至解释说,战后美国经济学从叙述式向代数式表述的转变是源于更多、更好的统计数据的出现。

对索洛关于更好的数据可以解释模型方法的优越性的观点,我们可以进行争论,但他把这门学科当前研究方法的特征表述为“基于事实的模型建立”当是无可置疑的,使经济学统一为一体的莫过于“经济学是如何研究的”这一问题。由自身规范性思想所界定的经济学  一般来说,两种思想形成了经济模型结构的核心—一—最大化和均衡。最大化是指个人所作出的最优选择与一个完全特定的目标或“最大需求”相一致:对消费者来说是“效用”,对公司来说是利润。均衡是指这些个人选择的总体结果是均衡稳定且独一无二的,从而使预测得以形成。我们称最大化和均衡为规范性的原则。

如果个人想要实现最大化,他们必须有目的性和前瞻性,而且具有关于未来的详细的概率图景。最大化还要求个人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不同状态的偏好是“端正的”,即这些偏好服从于一个单一的、完全的和过渡的序列。仅仅当人们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时,理性才存在。

偏好通常是既定的,不需要评价和分析。经济学家并不考察构成行动原因的信念和愿望。可以更一般地说,经济理性内生于L.罗宾斯(L Robbins)的经济学概念中,在那里基本经济问题是稀缺条件下的资源分配。

“均衡”这一术语通常所指的是一个总体结果,没有一个追求最大化的人能够改变这一结果,即便他们能够改变它,也没有人想去改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结果才是稳定的。在“一般均衡”账户中,个人往往无力影响结果,他们被称作“价格接受者”。

总之,经济学使用规范性的行为准则——最大化和均衡——作为思想的源泉,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研究工作,建立了—个记录、测试和修改模型的事业。

学者们对这门学科目前状况的评价

纯理论对经验不感兴趣,在当代经济学中处于一个奇怪的位置。一方面,它的从事者被看作是一些最有能力的经济学家,数学能力在这个职业中得到了更多的尊敬和回报。而另一方面,正如著名理论家P.哈恩(F.Hahn)在1984年所说,纯理论有点不谙世故。这种非经验的导向也许正是大量经济学家几乎不关注纯理论的原因。

索洛希望把借助于数学的模型建立和纯理论的形式主义这两者加以区分。他认为,经济学对数学的使用本身既不是形式主义,也没有任何方法论上的过错,我们基本同意这一观点.但有两个相关的问题需要提出:(1)经济学中的数学表达是不是走得太远了;(2)从科学的意义上讲,以事实驱动的建立模型这一方法是成功的吗?

理查德.利普西(Richard Lipsey)认为,经济学的数学化具有以下几个不利的影响:(1)—种“仅仅出于自身利益而希望达到普遍性”的倾向,甚至掩盖了对某些问题较为简化的解决方案;(2)蒙昧性:“即使在对文字分析没有任何用处的地方”也使用数学;(3)知识的排挤:“学习高等数学的高成本使描述性较强、较偏重于事实的教材被排除在教学课程之外”;(4)最危险的是混淆合理与真理。

威廉姆.鲍莫尔(William Baumol)也对过于注重数学表达这一状况给予关注。鲍莫尔认为这种状况已经导致经济学脑力资源的错误分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弗里德曼(M.Friedman)也说,经济学对经验研究的成本投资不足。每一次发表文章都产生定理并不费力,相比之下,“收集原始数据,探询它们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并充分理解产生这些数据的历史条件和制度条件却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弗里德曼关于理沦和经验的关系的主张得到了我们所调查的许多学者的响应。许多人认为经济和统计理论的发展将超越经验的发展。利普西说:“如果理论演化与经验观察之间没有紧密的联系,那么新的理论往往会以毫无束缚的方式发展,这时候理论与经验的相关仅仅是个巧合。”

令学者们形成更加严重的分歧的问题是:理论应当在多大程度上超越经验。认为现代经济学经验不足是一种值得敬重的评论。里昂惕夫(Leontief)的评论来自对《美国经济评论》(AER)杂志1972年3月—1982年12月的分析。他的研究结果发现,50%以上的文章包含数学论点而没有经验数据;总体来看,2/3的文章没有经验研究的内容。西奥多.摩根(Theodore Morgan)通过考察1982年3月—1986年12月的《美国经济评论》,对里昂惕夫的观点进行了更新。他发现经验研究的数量有所增加。此外摩根还比较了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政治学、社会学、化学、物理)的抽样调查结果,发现经济学比政治科学和社会学更加数学化,在化学领域人们没有听说过不含经验研究内容的文章,在物理学领域这类文章也很罕见。

一个相反的观点是,经济学缺少进行可控制的实验的技术资源。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纯理论家C.德布鲁(C.Debreu)认为,经济学内在的经验劣势需要对纯理论进行相对更多的投资。虽然经验经济学正在发生着变化,但是经济学中的大多数经验研究仍然由统计推断组成。

从历史性的观察中进行推断是存在风险的。相对而言,物理现象不会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动而发生变化,但经济现象不是这样。索洛认为这种历史推断的第一个危害是假设过多:经济学家对类似于物理学的模型技术的依赖会导致他们淡化物理现象和社会现象之间的本质区别;第二个危害是假设过少:经济学家能够借口社会数据的相对劣势而忽视经验反常现象。由于经济学缺乏真正稳定的数据关系,所以这门学科只能围绕理论上的共性统一起来。

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中经验研究的劣势是明显的。但是,即便我们不要求经济学取得像自然科学所要求的那样的科学成就,我们在什么条件下判断一个经济模型的成功与否呢?尹索洛提出,成功存在于解释数据所显示的内容。他所指的“解释”不是基本原理似的解释,而是实用主义的解释,即捕捉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达到“相当程度的近似”。这种对成功的定义会导致被称之为模型选择的问题。由于所有的模型都非常简化,所以即使最成功的模型也不能适合一个特定情景的所有已知事实。理想的模型不存在,存在的往往是两个或更多较好符合事实的模型。从理论上讲,数据越多,模型选择问题越不敏感。那么,问题就转化为,在一定的资源约束和学科激励条件下,数据是否充分,足以有助于区分相反的模型。

另一个由利普西和其他学者所强凋的问题则来自模型方法本身。经济模型方法需要保证所有被忽略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没有非随机性影响。约翰.萨顿的一篇论文运用A.马歇尔对潮汐的类比解释了这个问题。令人担忧的是,这些被忽略的变量有时确实对被解释变量产生系统性的影响,但却没有被观察到。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马歇尔的潮汐类比将不成立,而更多的数据对科学上的成功也将是不充分的。

对经济学中研究方法的预测

由事实所激发的模型构造的未来是什么?纯理论的命运如何?1991年纯理论家对纯理论的前景并不乐观。哈恩认为,对于最新出现的许多关键问题,“没有一个能够用旧的方法加以解答”。复杂性和多均衡是罪魁祸首。由于问题变得日益复杂,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计算机模拟,而不是理沦定理。他认为,我们的后代将恢复考察特定的问题,将研究能够应对特定问题的复杂性的特定的历史和方法。决策理论家彼得.菲什伯恩(Peter Fishbum)同意哈恩的一个观点:即行为性的公理将接受更加严格的审查。然而,并不是每一位经济学家都赞成从数学的一般性、抽象性和逻辑一致性中退出。理论家贝思.阿伦(Beth Allen)就是其一。

我们所抽样调查的学者往往都相信这一点:对经济学来说,更加坚固的经验基础是可取的。包括索洛和利普西在内,许多人都认为这需要在模型及其希望所解释的“事实”之间进行更多的对话,一些人预测,在未来相对较新的经验技术——特别是模拟和实验——将和今天的统计推断方法一样普遍。怀斯曼预测,现有的计量经济学技术将消失,“或边缘化,并被实验方法的更一般运用所取代”。一位实验家阿尔文.罗斯(Alvin Roth)对实验室游戏的经验优点提出了更加充分的理由。罗斯警告说,没有实验,博弈论将变成纯粹的学究式的教条。

对经济学研究范围的预测

经济学研究方法和思想的传播招致人们发出经济学对毗邻学科怀有“帝国主义”企图的责难。在20世纪30-40年代后期,经济学已经影响到法律、历史、政治学和社会学。无论经济学是否是帝国主义,我们预测这门学科都不会放弃它传统的兴趣领域,也不会从那些它近来更具有影响力的领域退出。这种预测的第一个原因仅仅是趋势推断。人们在上一个世纪里目睹了经济方法和思想的巨大变化,但也看到了经济学研究兴趣的惊人的一贯性。可能发生变化的是隐藏在经济学对毗邻领域的兴趣背后的动机。上一代的某些人在经济方法和思想方面的向外扩展,可以被看作是为了寻找分析工具在新领域中的应用。我们预测,经济学与毗邻领域的关系将向一种互利的关系转变。经济学在毗邻领域中所寻找的,更多的将是新的思想而非新的应用。现有的某些学科的界限将被消除。经济学不断从学科之外寻找灵感的部分原因可能是社会的,但许多动力来自于经济学本身:20世纪末经济学的规范性思想已经遇到越来越多的理论局限和经验局限,特别是在最后10—15年。

对经济学规范性思想的预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C.S.贝克尔(G.S.Becker)在1976年的一本书中写道:“被人们持续不断、亘古不变地使用着的最大化、市场均衡和稳定偏好这三个假定形成了经济学处理方式的核心。”由于稳定偏好促进了动态的最大化,决定了一段时间内的最优的选择系列,因而贝克尔把稳定的偏好加入最大化和均衡当中。然而,所有这三个假定都正在受到削弱,我们可以肯定,这一趋势仍将持续。

批评最大化假定不现实的观点由来已久。没有人相信普通的人都是计算天才,会习惯性地运用高难度的数学作出决策。传统上,经济学家们的回应是:人们似乎通过设置并解决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问题而进行决策。H.A.西蒙(Herbert A Simon)很早就指出,最大化假设以及经济学家的这种辩护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存在有力的经济理由以反驳最大化假定,那就是认知资源和决策时间的稀缺性;第二,这种假设的方法故意回避了关于现实中个人实际上是如何进行决策的这一科学问题。

半个世纪之后,经济学开始注意到这一点。为数不多的经济学家(他们已经接受了“行为经济学”这一称谓)开始相信,实验和其他经验事实的重大价值正在否定最大化假设。行为经济学试图探询以经验证据为基础的对理想理性的偏离。被西蒙所称的有限理性成为核心的建模原则,即认知和时间的稀缺性使为了达到最大化的解决方案变得不可能,或成本太高,以至人们产生了寻找可替代决策方法的动机,比如直观推断、凭经验等,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是,目前远离行为经济学的经济理论家开始逐渐转向更实际、但更需要数学的有限理性问题。

行为经济学的第二个分支关注的是一段时间内的最大化(选择及其结果在时间上分离的情景)。此时的问题是:当人们成熟后偏好的稳定性,以及关于如何描绘一个不可知的未来的不确定性。在行为经济学看来,即使现实中的人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他们有时候也会由于缺乏足够的意志力而没有进行选择。如果偏好是稳定的,那么如何解释大量的自我控制行业,比如健身器、饮食计划等呢?而且,还有一些不太正式的自我控制方式存在。行为经济学家正在探询与诱惑相一致的假定。由于最大化的一般要求,经济学家通常只把不确定性看作风险。在有风险的情景下,经济人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但却知道可能发生的所有事情。当人们没有关于未来的一个完整的概率图景时,真正的不确定性才出现。

对不可知的事情的分析仍然是经济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沿领域。然而,我们对不确定的分析还相当原始,不确定性一般用概率分布来表现,然而这种方式很有局限性。未来为人们提供了两种形式的不确定性:一种是关于什么事情将要发生的不确定性;另一种是关于未来的福利是如何被每一种可能的结果影响的不确定性。这两种形式互为补充,并相互加强。  行为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告诉了我们一些关于理论和经验的关系的道理。经济学家长期以来都忽视了心理学家对偏离最大化范式的这一发现。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强调这些经验反常现象的研究工作曾经被误解为轶事趣闻。塞勒和他的同行并不打算彻底改变经济学方法。行为经济学家只是相信他们的行为假设能够比最大化假设更好地解释数据。行为经济学家认为,人们具有目的性和前瞻性,但那是不完善的,他们对完美状态的偏离会导致一些有趣和意外的结果出现。在最后一部分,我们将讨论这样的一种结果,我们称之为“规范重现”。

规范重现

美国经济学和美国社会学一脉相传。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两个领域分裂时,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们对人类行为的不同理解,即经济人和社会人的区别。经济人是个人主义的、有目的的和高瞻远瞩的,而社会人则是社会的、遵循习俗的,有时又是缺乏远见的。随着20世纪的经济理论集中于最大化一均衡一稳定偏好的范式,它对社会结构就越来越鲜有涉及。诸如法律、规范和惯例这样的制度往往被看作外生的变量,不需要分析。但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研究人员放宽规范性原则的不同方式已经帮助了法律、规范和惯例在经济学分析中的重要性的恢复。以下是4个例子:第一,新制度经济学家明确建立了法律财产权和合同权的模型;第二,实验室游戏表明,实验对象关心公平,他们愿意花费自己的一部分资金促进“公平”这一规范的实现;第三,奥斯特罗姆(Ostrom)在实验和现场研究中发现,一些团体成功地发展和执行了抵制机会主义行为的规范;第四,博弈论已经被证明是一个意外的关于惯例的本质和功能的深刻见解的来源。

长期以来,人们都了解惯例的协调功能是有价值的。现在我们更加懂得的是,惯例的优点背后存在必要性。正是因为现实中的人具有认识上的局限性,所以他们产生了去寻找并学习能使自己得到改善的惯例的动机。当然,经济学对法律、规范和惯例重新产生兴趣,本身不足以统一经济人和社会人。但是,经济学中规范的重现对经济学正在进行的、试图以此降低经济人的贝,从而有时使他们更精明的这一过程却会产生科学上的有利影响。(张燕晖 译)

  (摘自《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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