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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大学教师 专业: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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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需要研究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  

2006-12-22 17:54:4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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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拙著中的一部分,需要引证或转贴的朋友,务请注明出处。谢谢!

《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是国人非常熟悉的经济学家,早在1902年,著名翻译家严复就已经将他的《国富论》以《原富》的名字翻译成文言文并批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1年该书又有了郭大力、王亚南两位先生的白话文译本,赢得更多的读者。作为斯密的另外一部作品,他的成名作《道德情操论》则一直到1997年才由浙江大学的蒋自强教授等翻译成中文出版。斯密的授课笔记中关于法学部分早在1963年即由陈福生、陈振骅先生译成中文出版。所以对于无法阅读英文原文的中国读者来说,斯密生前认定以及后人整理的作品中已经有一半以上的部分都有了中文版。1976年到1983年间,格拉斯哥大学编辑出版了新的亚当·斯密全集,除了《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以外,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的授课笔记除法学以外,还有文学、修辞学部分,加上斯密发表的部分哲学论文和书信,共合成6大卷另外加两卷附录。这个新版的中译本目前在国内尚未见到。

斯密在经济学史上有着突出重要的地位,这个地位与康德在哲学史上的地位相仿。有人甚至断言,斯密以后两百多年的经济学不过是对斯密理论的注释而已,所不同的只是注释重点以及水平高低在各个时代有所不同。这话虽有夸张之处,但其中不无道理。直至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的最热门的主题都可以在斯密的作品中找到渊源。西方经济学界对斯密的感情之深是无与伦比的,在《国富论》出版100周年、150周年、200周年以及斯密诞辰100周年、150周年、200周年时,学术界都举行了极为隆重的纪念会,学者们广泛收集、考订斯密的文稿,研究斯密与当时代的联系,挖掘斯密与现代关系的主题,成为经济学界的重大活动。[1]1976年和1990年,斯密《国富论》发表200周年和逝世200周年时,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全球经济学界都举办了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其中以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学界最为隆重。在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云集会议主办地英国爱丁堡大学和日本名古屋大学,缅怀斯密的学术贡献,探讨斯密理论的现代意义,其虔诚类似于朝圣。可见经济学家心目中斯密地位之高。

但是,说到斯密在伦理学和哲学上的贡献,恐怕很多人不仅不知道,而且根本不承认[2]。其实,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最早担任的教职是逻辑学教授,在大学中的教授职位是道德哲学教授。他的知识和思想所涵盖的范围包括哲学、伦理学、法学、经济学等许多个门类。他早年所受的更多是哲学方面的教育。正如1990年在日本名古屋召开的“纪念亚当·斯密逝世200周年国际研讨会”的会议通知和“缘起”说明中所讲的:“人所共知,亚当·斯密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但是在斯密成为经济学家之前,他是道德哲学家,在格拉斯哥大学教书时,他是道德哲学教授,同时他还担任过修辞学、文学和法学的讲学,他青年时代的著作《天文学史》被评价为是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论的先驱。即使是《国富论》,它也不仅仅是经济学的书,其中包括了殖民地论、教育论、宗教论,是探索近代社会中独立、自由、平等的人的生活方式的社会哲学著作。”[3]斯密一生的若干阶段虽离开学校,就任海关的关长,并曾陪同贵族子弟游学法国三年,但是他在大学度过了自认为最愉快的人生时光。他性情温和但对于认定正确的观念决不妥协,对于时局的是非曲直,他的判断从来是非常鲜明的。因此,不论后人把他界定为什么家,斯密本质上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一个关注社会前进方向的知识分子。而这种作为思想家和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根源于斯密的哲学观念和文学素养。所以,即使是研究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也不应该脱离他的哲学论文尤其是他倾注了毕生心血的《道德情操论》一书。

我们知道,斯密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他对自己死后的文名有着异乎寻常的关注。为了防止后人利用他未考虑成熟的思想损害自己的声誉,斯密临死之前曾经委托自己信任的朋友将数十册著作手稿当面予以销毁。[4]他生前经认定的出版物只有两部,一部是大名鼎鼎的《国富论》,另外一部是成名作《道德情操论》。一般认为前者主要阐述经济思想,而后者主要体现了斯密的伦理学观念。也许是因为《国富论》一书的巨大成功,《道德情操论》反而鲜有人注意。而我们发现,斯密本人对于这本处女作有情有独锺。生前5次修订,最后一次修订出版就在他去世前三个月。相比之下,《国富论》在斯密生前只修订过三次。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中将要说明,《道德情操论》一书在斯密的整个理论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已经超越了一个一般意义上的伦理学著作的功能,而是作为斯密整个社会科学认识的基础或者方法论。相比之下,《国富论》倒更加像是一部以《道德情操论》为基础,对后者的某些主题进一步加以系统阐发的专门性著作。对《道德情操论》的研究无论如何都是正确认识和把握斯密社会科学思想的根本,很多学术史上的疑难问题应该而且可以从对文本的解读中获得解答的重要线索。

本书打算要做的正是立足于文本解读这个基础,联系斯密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深入发掘斯密的问题意识,以便准确把握斯密伦理学思想的核心、基本特征以及演变的机理。



[1] 具体参见朱绍文:《亚当.史密斯与当代》,《经济学动态》1990年第10期。

[2] 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慢条斯理地对苏格兰哲学的状况进行了评价,他在给予里德等人以礼貌的好评之后,认为思辨哲学在这里已经完全消失。但是黑格尔对斯密则是赞赏有加,他说:“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也是一个哲学家。……在这些苏格兰人当中,亚当.斯密是最著名的”。对于这个哲学史上的天才而言,能够给予斯密这样的评价实属难得。(参看黑格尔《哲学史教程》(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13页)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文德尔班在他于1892年出版的《哲学史教程》中对斯密给出了一个简单的评论。这个评论大体上还是把斯密作为休谟伦理学的一个盟友来看待,不过文德尔班认为斯密显然发展了休谟的思想,而且有自己独特的建树。看来文德尔班所了解的斯密思想主要是初版《道德情操论》中的基于同情心的社会哲学理论。(参看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709页-710页)

[3] 同上,第37页。

[4] 亚当·斯密曾经委托休谟作他的遗著的管理人。他在1773年4月间动身从爱丁堡去伦敦之前,曾经写信给休谟,信中写道:“因为我已托您保管我的全部文稿,所以我必须告诉您,其中除我随身带着的外(即《国富论》书稿),别的都不值得出版。不过,有一部篇幅很大的著作是讲述笛卡儿时代以前相继流行的天体学说史的,它的断篇残简还是有出版价值。虽然我自己现在感到其中的有些部分连续性不够,用词又文雅,但是否作为少年读物的一种出版,您定下来就是。这本很薄的对开小册子就放在我卧室内的写字台上。其余散乱的文稿,有的也在那张写字台上,有的在我卧室中装有玻璃折门的一个矮衣柜里。这个矮衣柜里还有18本左右对开的文稿,页数都不多。这些手稿,我想好了,毁掉就是,不必翻看。”(《亚当·斯密通信集》,第137号“致大卫·休谟”引自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27页。)另据坎南记载,14年后的1787年,斯密又一次打算去伦敦,他再次嘱咐他委托处理其著作的朋友说,他死后务必将他的全部讲稿焚毁,至于其他稿件,可由他们自由处理。1790年10月,在他死前十多天,他预感自己将不久人世,就请求这些朋友立即把他的讲稿烧掉,这事就在当时办成。他非常高兴,那天晚上他竟然能够像平常那样谈笑风生地接待他的朋友。斯密的讲稿就这样付之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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