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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大学教师 专业: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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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社会理论研究概论  

2007-03-24 12:22:4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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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语:本文已经发表在最新一期的《浙江社会科学》上,贴出前调整了题目。

 内容提要:本文从社会科学发展目前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和国际社会科学发展趋势等方面讨论了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从方法整合的角度讨论了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文章还分析了构成跨学科研究基本障碍的几个因素并尝试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关键词:跨学科研究、学科交叉、跨学科社会研究

一、社会科学和社会理论所面临的基本矛盾

无论我们如何来定义社会科学的性质和方法,都不应该将其与社会理论的功能分离开来加以讨论。近代社会科学自产生之日起都是既传承学统,又呼应时代要求的。任何性质的社会理论都应该面对和解决当代社会的实际问题。所谓方法的创新总是起因于旧理论不敷解决新问题的需要,因而出现了一种理论上的困难。所以,无论是在问题还是在方法的维度上,社会科学都应该是面向现实、面向其他知识体系开放的。惟其如此,社会科学才有可能获得前进的推动力,理论创新也才能得以实现。

如果说,社会科学前进的基本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方法创新和问题拉动。那么,前者更多地得益于向其他知识体系的开放和借鉴,后者则是起源于向现实世界的开放。不过,从今天的情况看,在所有这两个方面,社会科学都应该进行必要的反思。

在经过了近两个世纪的飞速发展后以后,现代社会科学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学科系统。各个学科都形成了自己的问题域、研究范式以及方法系统。与此相伴随的是两个必然的副产品,首先是社会科学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疏离,任何现实问题不再是社会理论整体面对的问题,而是只有被转化成其中每个分析性学科各自单独面对才能解释和应对的问题;更有甚者,问题的分化并没有在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上停止下来,而是不断地分解成二级学科以下的更加专门的问题。在学科专家既定的思维模式决定下,今天,似乎已经不应该再有所谓的社会科学问题,有的只是学科性的问题,如经济学的问题、政治学的问题……。甚至,在一个经济学专家眼里所看到的只有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的问题,经济学问题似乎也消失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众所周知,社会科学所面对的任何问题,都必然首先是存在于人及其相互关系之中的问题,人自身具有的复杂性,决定了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人自身内涵的丰富性,决定了社会问题内涵的丰富性。由人及其彼此的关系构成的所谓“社会实在”,本质上是无数交互相关的事实(事件)的集合。

在大陆哲学传统中,研究者所面对的社会实在作为社会关系的集合,从来都是整体性和动态性地给予的。实证和分析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其价值也相当有限。认识和把握社会实在,需要有超出实证科学以外的其他思维方式。马克思曾经说过,研究商品经济关系,既不能用化学试剂,也不能用显微镜,两者都必须用抽象力代替。从韦伯开始的一代社会科学家对社会实在的可分析性有着非常谨慎的态度,哲学家柏格森甚至完全否定了社会实在具有可分析性的一面。同样,社会问题从未使自己服从于某个学科的逻辑,或者按照某些专家的意图来呈现自己。如果哪门学科的敢于专家断言一种社会问题的性质,那么他必定高估了自己的神性,而低估了问题所具有的复杂性和“无限性”。总之,社会问题总是整体性地给予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联系的多个因素之中的一环,我们无法使现实问题按照学科来给予或者提出。

当整体性社会问题被分解成单学科问题以后,其性质很可能已经发生了转变,已经不再是本来意义上的问题了。由于对问题整体性的强行专门化乃至粗暴支解,学科之间彼此应该有的互补关系转化为彼此独立甚至对立的关系。学科专门化赖以存在的方法专门化导致了不同学科的专家彼此缺乏基本的理论认同,其中最典型的当属经济学和社会学。这种专门化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社会科学成果的用户也被专门化了。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甚至以复数个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整体性政治实践就无法指望得到社会科学知识系统的支持,就像大型工程技术系统得到科学系统的全面支持那样。这样一来,在现代社会,当政府的功能被要求必须提升和扩大的情况下,政治技术的科学基础则不断削弱,政治活动不确定性的方面没有减少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现代社会由此而陷入某种巨大的潜在危险的威胁之下。这样,一方面,我们的社会科学活动通过其专业化有助于消解人类自我认识的盲目性,但与此同时,也在制造着某种新的盲目性。这一点颇类似于经济分工过程,它在导致单件物品生产效率提高的同时,可能也加剧了经济生活的盲目性。因此,协调是非常必要的。

从学术发展和现实之间关系的互动来看,我们似乎可以发现这样的情况:越是基础性问题越是具有整体性;越是重大问题越是具有综合性;越是关键问题越是具有集成性。因此,解决社会问题要求我们具有动员整体性知识的能力和机制,通过推进学科交叉和融合,发展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和一体化范式具有越来越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国际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的若干重要现象

在经历了胡塞尔、沃勒斯坦等人的批判性反思以及结构主义思潮的冲击之后,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乃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开始进入一个整合和综合化的新阶段。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国际社会科学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跨学科发展趋势。在若干重大的基础性社会理论问题上,来自各个学科的科学家开始合作研究。

例如,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围绕心灵、意志、精神、人类合作与竞争、人类学习和决策等重大基础性问题,不仅社会科学家而且自然科学家也开展了彼此之间的合作。涉及包括经济学、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生物学、生态学、神经科学、计算科学在内的多个学科。这一研究趋势打破了传统学科之间判然有别的格局,引进了计算机仿真、社会实验、虚拟现实等新的方法,以重大基础性整体性问题为导向,展开了多个领域的研究取得重大的突破。如,通过跨学科的合作研究,科学家已经发现人类的利他行为具有神经科学的依据,道德感也是进化的产物等等,这些研究一举解决了历代以来在学者之间争论不休的一些问题。

从原创性成果分布情况可以发现,社会科学跨学科领域的分布密度在迅速提高。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马太.多甘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伯特.帕尔合作撰写的一篇文章列举了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而产生的丰硕理论成果。[1]另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至2006年的六年间,在《科学》和《自然》两大国际顶尖学术杂志上刊载的社会科学类跨学科研究的论文和评论已经多达百余项。主题大多集中在若干认识和理解人类行为的最困难的领域,如心智问题。

适应跨学科研究的内在要求,旨在打破学科体制禁锢、推行科学范式转型和促进文理大交叉的综合性前沿研究机构异军突起。其中,地处美国新墨西哥州偏远地区的桑塔菲研究院具有突出的代表性[2]。一批关注自然和社会领域中复杂系统内在机理同构性的科学家聚集在这个原来人烟稀少的地区,潜心开展学术研究和交流,其影响迅速扩大到国际学术界。

在这样的学术发展内生性动力的强大影响下,国家学术体制也开始发生相应的变化。一批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研究机构在大学和其他国家资助的研究系统内部建立起来,瑞士苏黎世国家经济实验室、美国斯坦福大学语言与信息科学研究中心以及MIT的认知科学研究所等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发达国家政府对学科交叉和跨学科研究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和法国研究部都以递增的幅度加大了对相关领域的支持。在2004财政年度NSF向国会要求的41.1亿美元的研究及相关的活动(RR&RA)的预算中,7.65亿美元用在学科交叉研究领域,比2003年增加了16.5%,这一比例显著高于基金总量的增长幅度,更是大大高于GDP增长幅度。这些经费分配在4个优先领域:环境中的生物多样性;信息技术研究;纳米科学与工程;人类和社会的动力。

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在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探索和发展之后,已经形成了相当数量的创新成果,并且为统一社会科学的形成提供了某种可能。目前国际上比较有前景的新兴学科大多具有跨学科性质。近年来一大批使用跨学科方法或从事跨学科研究与合作的科学家陆续获得诺贝尔奖(据不完全统计,诺贝尔经济科学奖的约四分之一颁给了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三、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内涵

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虽然非常活跃,但是至今为止在国内外学术界尚未形成为大家认可的概念域。皮埃尔.德.拜认为,跨学科研究包含了多学科并置和学科间一体化的多种情况。从多学科到跨学科的过渡是渐进的,至少有五种情况:第一,分属于各门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平行地研究同一个课题的不同方面,并阐述研究的不同关系;这种针对某一个共同问题的学科并行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加全面地阐述问题的特征;第二,各门学科的研究者不仅同时研究同一个问题,还要对彼此研究的结果作出协调,试图将其整合成为一个共同的结果。这种共同研究的跨学科在程度上要比第一种情况深。第三,研究者共同研究同一个问题,比较各自提出的假说,以批评方式互相评估各自的方法,并达成共识,形成一个共同的结果;第四,一门学科运用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或者技术,以为更好认识本学科的研究对象提供新的范式或者视角;第五,一门学科运用其他学科也已取得的成熟成果以便得出新的系统的创见。这五种情况中,前面三种以多学科并置为特色,更像是共同研究,后面两种才具有跨学科性质,因为存在着学科间的借鉴和相互渗透。[3]

拜所涉及到的五种情况,就其未能将某种意义上的超学科研究纳入其中而言,内涵显然过窄了;但是他把形式上的共同研究纳入跨学科范畴,则又把跨学科研究定义过宽了。在我们所接触的范围内,从三个方面来定义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的内涵是比较妥当的:首先是多学科的合作研究,这个研究一般以某类定向的问题作为对象,以两个以上学科门类的理论资源为依托开展解决同一问题的共同研究。任何以共同问题为对象的多学科定向研究都属于此种情况,典型的事例就是组织研究,不论是家庭或者是企业,都可以运用经济学或者社会学的知识来将其进行处理,而得出的结论是有利于形成关于组织的全面认识的;其次是狭义的跨学科研究,也就是不仅有学科之间的合作和互补,而且发生了相互之间的融合与渗透,尤其是在方法层次上的互相借鉴和综合。在这个方面,法与经济学应该是具有代表性的领域,交易费用分析方法被引进法学之后,形成了具有内在整合性的系统理论框架;再次是超学科研究,这指的是已经形成了超越具体学科方法和问题的更加一般化的理论范式,任何具体的学科只是这种一般范式的体现。从多学科研究到超学科研究的整个跨学科研究链条,其递进关系的关键变量是方法的抽象性。近代以来,从亚当.斯密、马克思、韦伯等的理论体系到莱维.斯特劳斯、福科、布尔迪厄等人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便具有明显的超学科特色。在这个方面,不同于分析哲学的理路,它们是问题和方法、历史和逻辑的高度统一。而在桑塔菲学派之后,社会的自然基础成为超学科研究的一个非常主要的组成部分。因为,非线性复杂系统动力学以及模拟社会实验方法被大量引进了社会研究。

严格意义上的跨学科社会研究既不应该包含多学科共同研究,也不应该包括单学科方法的扩散式的应用。它应该被理解成为是超学科社会研究,因此必然是基础性(不是学科性)问题、统一方法和“现象学”意义上的数据三者结合的产物。

多甘等人认为,从单学科研究到学科交叉或者跨学科研究的道路是由概念、数据、方法、理论、观点等多个元素网状的相互作用而开辟的。首先是概念的借用或交互使用,指的是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学科向水平较高的学科借用成熟的概念,或者两个水平接近的学科共用某些重要的概念。这种概念的借用和互用往往扩展了视野,并且拉动了低水平学科的分析水平。“资本”概念从经济学向社会学的借用,形成了“社会资本”这类极为重要的新概念,就是很好的例证;数据(证据)的借用也有助于推进学科之间的交叉和创新,弗农.史密斯和丹尼尔.卡尼曼等人长期从事的心理学实验所获取数据对改进经济学若干基本的假设有着重要的作用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事例;方法的借用被认为是交叉和跨学科研究最活跃的方面。最后是理论的借用和观点的借用等。[4]

四、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的可能性

今天,除了极少数持帝国主义态度的学科专家,人们对推进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必要性的认识都在不断加强,走向统一。与此同时,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的各种内部整备工作也在加强,这使得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大大加强。

从理论方面来看,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的“合法性”不仅来自于日益增强的现实需求和学术前进的要求,更有赖于相应科学范式和统一方法的确立。前者自不待言,后者呈现出了相当乐观的趋势。著名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指出了五种跨越传统学科界线的学术潮流和科学方法。这就是:理性选择理论、博弈论、国民统计数据的长时间序列多变量分析、软数据(民意测验、访谈和问卷调查)以及制度范式。[5]虽然科尔奈是基于一个经济学家的立场来对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基础进行评价的,但他指出的这五个方面在最近的一二十年时间里面的学术影响确实不断扩大,尤其是理性选择模型、博弈论方法和制度方法在各个学科之中的应用正在形成令人兴奋的成果。

进入21世纪以后,社会科学内部的跨学科研究在西方社会开始加速,而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种知识体系的研究也在不断地产出新的理论成果。基于计算机技术的系统模拟、仿真和虚拟现实,基于电子科学的大脑扫描技术等先进研究手段的引入,使得人类对自身的心智和社会集体行动的宏观动力学机制得到不断深入的了解。在某种意义上,计算机运算速度和电子扫描速度的每一次跃升,都在为我们逼近人类自身和社会复杂系统的奥秘创造条件。自然科学实验手段正在以空前的规模被运用于人及其社会研究,不仅传统的描述性社会理论已经日显粗陋,即使基于数理方法的分析性社会科学所享有的统治地位也正在动摇,实验社会科学的兴起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不论人们对此持何种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我们都不应该轻视它所具有的方法论的意义。实际上,它是科尔奈所说的五种可能性之保障。没有实验的方法,这五种方法都缺乏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得学科认同的可能。因此,所谓的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正是这种融合了先进技术和突出社会问题意识的实验方法。

五、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困难及其对策

即使是在最发达的国家,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的进展无论是与解决现实问题对它提出的强烈而迫切的要求而言,还是与它自身蕴藏着的学术张力而言,都是显著滞后的,更不必说在中国了。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既有跨学科研究概念和内涵不清,缺乏统一范式和可操作的方法系统等自身的原因,更有观念、体制、投入等外部原因。

体制。目前我们的学科体制基本上还是沿用前苏联模式,学科划分过细、彼此间的内在联系被强行割断。围绕学科目录来运作的管理体制显得非常僵化。学术职务晋升、学术成果的发表、科研奖励评审、科研项目申请以及各种科研拨款的审批都是以一级学科为轴心来运作的。在一级学科之间缺乏交流和沟通,对学科间公共论域的介入缺乏应有的激励。一些受过严格学术训练而又具有跨学科研究兴趣的专家因为得不到体制化的资源投入保障,很容易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往往选择重新返回到学科内部。体制问题的关键在于目前尚未形成常规运行的激励机制。基于现行学科管理体制的跨学科社会研究,必然是不稳定的,因为它或者缺乏可持续的稳定的激励机制,或者是甚至是激励扭曲的。

学者。跨学科研究要求的学者必须同时具备三个重要的条件:至少某一学科的专业训练、跨学科甚至超学科的视野和问题意识以及跨学科研究兴趣。要生产具备这样三个方面条件的跨学科人才,需要的投入更多、时间周期更长,同时风险也更大。与专业型学者的生产系统相比,投资于跨学科学者的生产体系是更有可能失败的。因此,没有相应的风险分担机制和激励机制,跨学科人才的培养将会出现严重的激励不足。事实上,在现行的人才培养体制和学科体制下,跨学科人才难以批量出现正是因为缺乏相应的保障和激励机制。在人才供给机制尚未建立和正常运行的情况下,目前国内的跨学科研究多半出于可遇不可求的状况之中。与专业性和学科性研究相比,跨学科研究面临的人才瓶颈最为严重。

学术组织模式。跨学科研究的学术组织方式与学科性研究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别。表现在,学科性研究可以在科层制模式下有效运作,旨在动员学术资源的指挥、命令等机制可以畅行无阻。也就是说,学术权威的领导作用不仅可能而且必要。但是,跨学科研究的各种要素之间的合作更加类似于平行生产单位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纯市场化的和纯计划方式都难以有效运作。这意味着在各学科之间建立起某种常规性的协调机制和共同的学术平台是非常重要的。适应跨学科研究要求的领导体制,要么应该是集体领导,要么应该是倾向以协调为主导功能的。但从目前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科研组织模式看,科层制仍然占主导地位。研究所和科研团队内部通行权威服从关系,彼此之间又很难进行有效的协调。社会科学研究的情况尤其如此,实际科研组织模式在研究者单打独斗和准自然科学式的研究团队两极之间波动,而与跨学科研究的要求相适应的组织模式迄今为止尚未形成。缺乏有效的组织方式成为各学科之间难以开展跨学科社会研究合作的实际缘由。

资金投入。与学科性研究显著不同的一点是,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由于其所面对的大多是整体性、基础性、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其所具有的高度复杂性是学科性方法无法胜任的。一般来说,跨学科研究都需要运用基于海量数据和现代实验条件的方法系统。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方法系统具有一定程度的硬科学特征,其研究活动发生的费用不仅单项强度大而且发生面广,这意味着其需要的资金投入是远大于学科性研究活动的。目前,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模式和资助强度基本上无法满足跨学科社会研究的要求。

鉴于此,我们需要对现行社会科学乃至整个科学研究体制作出反思,要在借鉴先进国家推进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已取得的有效经验的基础上,设计对策。

我们发现,NSF(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对跨学科研究的支持模式,表明美国的科学管理当局正在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来消除前面所述的跨学科研究发展的瓶颈制约。

他们的主要经验是,

第一、推动跨学科研究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目标和长远的计划以及持续的支持。为此,国家资助机构应该把支持学科交叉研究放在一个战略位置,根据学科交叉研究的特点,采取相适应的方式,长期支持。NSF支持学科交叉具有明确的目的:(1) 瞄准解决国家需要的复杂问题,汇聚众多学科的视野;(2) 激励知识在大学、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转移;(3) 促进不同领域的自然联系,因为相互联系对于成功是关键的。

第二、支持跨学科研究应该与优先资助领域结合起来。优先资助领域是科学发展的新机会、国家重大需求和学科间发展协调等因素的反映,这些领域与学科交叉有着内在联系和相互促进关系。优先领域集中在知识的前沿领域和具有重要国家利益的领域,在其中做出的发现和创新有可能会产生具有重要意义的进步。2004年增加“人类与社会动力学”(Human and Social Dynamics),目的是更好地理解各个层次上人类和社会行为的动态变化,包括人类的智力和精神,增加对社会变化的复杂后果的预见能力。法国政府特别重视对人类语言生成以及进化机制的研究,也是基于语言问题所具有的综合性和基础性特点。

第三、对跨学科研究的支持应该与人才培养和教育相结合。促进学科交叉研究的关键是培养具有多学科知识、素质与合作精神的人才,而培养这样的人才需要紧紧地与研究活动结合一起,采取新的教育手段和机制。NSF整合研究生教育和研究教育津贴,其目的是资助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博士研究生在完成博士论文时获得技术、职业和其他技能。它强调学科交叉的支持途径,研究计划力图为研究教育提供创新的模式。

第四、探索多种不同的资助机制。跨学科研究表现在不同的方向,有着不同的特点和发展方式,因此应该根据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主题,采取多种资助机制,探索新的资助模式。

第五、注重对研究中心的支持。不同于传统的研究所,研究中心可以汇聚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教师和学生,并可以与世界组织建立灵活的合作关系,是支持跨学科研究的一种有效的组织方式。科学技术中心(STC)是作为一种新的资助模式试验探索,1989年和1991年分别支持第一批、第二批中心,共25个。实践证明,它是很成功的模式。1997年在经过评估后,NSB决定继续支持STC。2000和2002年支持第三、第四批,共11个。2005财年计划支持6个。

第六、积极支持促进学科交叉研究的平台建设(论坛、网络、研讨会等),促进学术交流,创造促进多学科交流与合作的氛围和环境。

六、推进我国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的建议

1、学科规划。一方面由于现有跨学科社会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和庞杂,新的领域层出不穷;另一方面,跨学科研究往往需要长时间、持续大规模的资源投入和要素支持,因此,几乎没有哪一个大学或研究机构具有覆盖全部跨学科研究问题域的资源保障。任何一个单位都必须对跨学科社会研究的重点和主攻方向作出选择,集中攻关,长期支持。为此,必须搞好学科规划,寻求跨学科研究领域的合理定位,寻求工作的突破口。前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在资助跨学科研究的过程中所采取的领域遴选方式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的。我认为,在从事跨学科社会研究规划工作方面,我们需要考虑四个非常重要的遴选标准:第一是现有资源和可得资源的状况,也就是现有学科自身的水平和持续发展能力;第二是成果需求的性质。即跨学科研究成果的用户,其需求水平、需求强度及其持续性;第三是学科连锁度,跨学科研究能否得到相关学科的有力支撑,能否反过来对相关学科发展的产生强大的辐射和带动;第四是同行之间的竞争状况,能否产生单位之间的良性的学术竞争和合作关系。除此以外,还要考虑的重要一点是发展机遇的判断和把握。

2、改革和完善现行学科体制。鉴于现行学科体制是发展跨学科研究的重大障碍,必须尽快予以改革和完善。学科制度自身具有路径以来的特点,全面取消并不现实,只能进行改良。可行的办法是,一是取消申报表必须填写的“所属学科”一栏或者增加“跨学科”或“其他”一栏;二是压缩学科数量。前者要求设立与跨学科研究相适应的特别评审委员会。后者则要求对学科目录作出调整。我国目前实施的学科目录是1997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下发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虽然,与1990年的原目录相比,二级学科(学科、专业)由原来的654种调整为382种,但增加了管理学学科门类,授予学位的学科门类增加到12个;一级学科则由原来的72个增加到88个。作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审核授予学位的学科、专业范围划分的依据,也是学位授予单位授予相应的学位和制订培养研究生的规划,进行招生、培养工作的依据。这个新目录中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的增加,无疑进一步增加了跨学科研究的难度。21世纪的四大重要的研究领域:生命科学、材料科学、信息科学和认知科学,没有一个可以归入其中任何一个一级学科甚至学科门类的。因此,需要按照科学研究发展的趋势重新调整学科设置,这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可行的办法是在12现有学科门类中,取消部分内容过窄,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门类,增加包含了四大领域的综合学科领域。

3、构建研究中心为主要形式的跨学科开放研究平台。迄今为止,科学研究的各种组织类型,中心(Center)、实验室(Lab)、研究所(Institute)、项目(Project)、论坛(Forum)、计划(Program)、研究组(Group)中,研究中心是最适合开展跨学科研究的组织方式。正因为如此,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在最近一轮资助计划中,特别注重对研究中心的投入。研究中心的设立以及运作可参照斯坦福大学独立研究机构的模式。研究中心应该是以知名教授为品牌、重大项目为纽带、先进的科研服务体系(网络、资料、实验)为支撑、产出重大原创性成果为目标的开放式研究平台。“十五”计划期间中国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已经初步形成了这类研究中心的特色,但目前看来仍旧难脱学科体制的束缚,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新。

4、设立跨学科社会研究专项基金。跨学科研究很容易受到学科研究的挤压,在按照专业申报项目的体制中,跨学科研究项目的中标率普遍较低。为此,应该采取的对策。可以考虑在现有基金资助框架内进一步明确招标研究指南,或者设立专项研究基金予以保证。前者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跨学科研究的领域、方向和问题都是很难事先予以明确的,形成指南有一定的困难或者滞后性。后者当然也存在操作方面的问题,因为跨学科研究和学科研究两者之间的边界常常不是那么清晰,很难避免两种研究之间的混淆。美国的经验是确定优先资助的研究领域,一个研究领域一般包含了若干比较重要的方向和问题,这样既可以避免一般资助体系对跨学科研究的挤压,也可以相对减弱跨学科与学科研究边界不清带来的操作困难。几年前,中国科学院系统为自然和社会复杂性建立专项研究资助计划的做法与此类似。

5、推动研究者的跨学科交叉学习。跨学科研究最大的障碍是研究者的学科观念和学科思维所导致的彼此隔阂,要消除这个隔阂就必须鼓励研究者学习其他学科的知识。例如,可以在大学启动跨学科课程的交叉学习计划,使教师对不同学科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及该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关性,现有交叉结合情况,前瞻性问题和研究的热点、难点问题等都有系统性、综合性的了解,从而培养交叉研究的自觉意识,拓展教师的学科思维,开阔教师的研究视野。通过交叉学习计划的实施,还可以在机构内形成一种多学科交叉和交流的学术氛围,进一步促进自然科学领域学科之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学科之间的沟通、融合和渗透,推动不同学科间教师开展科研合作,提高协作攻关的能力,推进产生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亮点,促进学术创新和交叉性研究成果的涌现。但是,要推动研究者学习其他学科的知识,一方面是要提高这种学习的乐趣;另一方面还需提供一定的外部激励,例如,对某些具有跨学科特性研究岗位的应聘者明确提出需要两门一级以上学科的教育背景等。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之外,促进跨学科研究还需要重视举办各类跨学科论坛、学术沙龙以及网站等,要投资于必须的实验设备以及投资于跨学科研究必须的社会资本,发展各相关学科研究者之间的“有机团结”。

 

 

参考文献:

1、        让.皮亚杰:“跨学科研究的一般问题与共同机制方法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社会科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版。

2、        皮埃尔.德.拜:“定向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社会科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版。

3、        马太.多甘、罗伯特.帕尔:“社会科学的杂交领域”,载《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4、        坎迪多.门德斯:“对全球性的探索: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中的跨学科研究”,载《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5、        雅诺什.科尔奈:“社会科学各学科分离还是融合?”,《比较》第27期,中信出版社2006年11月版。

6、        汪丁丁、罗卫东、叶航:“跨学科的范式”,《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6期。

7、        汪丁丁、叶航、罗卫东:《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来自桑塔菲学派的观点》,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8月版。

8、        汪丁丁、叶航、罗卫东:《人类的趋社会性研究:一个超越经济学的经济学分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5月版。

9、        樊春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对学科交叉研究的资助及其启示”,载《中国科学基金》2005年2期。

10、     付瑶瑶:“从斯坦福大学看美国研究型大学中独立科研机构的发展”,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年03期

 

作者:浙江大学教授、博士导师 

通讯地址:310027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147信箱 

E-mail:luo.wd@zju.edu.cn.

 



[1] 马太.多甘、罗伯特.帕尔:“社会科学中的杂交领域”,原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0年第3期。后被编入《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论文集。

[2] 对桑塔菲研究院的全面而生动介绍的最著名作品当属Mitchell Waldrop撰写的《Complexity》一书,该书已经于1997年被翻译成中文由三联书店出版。

[3] 皮埃尔.德.拜:“定向研究”,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社会科学卷)》,第542页。

[4] 多甘、帕尔:“社会科学的杂交领域”,《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第142-1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5] 亚诺什.科尔奈:“社会科学各学科分离还是融合?”,《比较》第27期,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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