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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大学教师 专业: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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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读书沙龙(七)---国富论  

2008-02-17 22:03:3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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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以下是我和博士生范良聪应毛丹教授的邀请在他主持的读书沙龙上的发言。感谢毛丹教授的邀请以及冯钢教授的友情客串,也要感谢所有花时间来参与沙龙的各位同学。当然也应该感谢赵彩虹同学的组织以及白文静同学在整理录音上的工作。

 

 人文社科读书沙龙(七)

   题:国富论

阅读文本:《国富论》

特邀评论: 罗卫东教授

  范良聪

 

范良聪:在《国富论》出版的那一年,1776年7月4日,美国独立战争胜利,《独立宣言》发表;之前7年,瓦特改良了蒸气机,之后6年再次改良蒸气机;之后14年,法国大革命发生,《人权宣言》发表。从这一系列事件就可以看出,斯密所处时代之紧要。在那时的英国,正处于风口浪尖。经过了资产阶级革命,与荷法的霸权战争,圈地运动的资本原始积累与无产阶级制造,英国已经进入了工厂手工业大发展时期,毛纺织业成为英国经济的中心,其他行业也有很大发展,国民经济的分工得到进一步细化。但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同样很多。《谷物法》对大土地所有者阶级利益的维护,长子继承法、限嗣继承法对土地自由转让的限制,学徒规章及济贫法中定居法对人口流动的限制,这一切都成为了看到自由贸易能够带来广大利益的斯密所批驳的对象。也正在此时,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的是近代自然科学、技术以及哲学的兴起。数学、天文、物理大师毕出。这一切造就了当时现实主义(培根)、理性主义(康德)、自然主义(斯多嘎)、自由主义(洛克)以及个人主义(霍布斯)的特征。这些给斯密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做学问总是一个破并立的过程,在当时英国大逞其道的重商主义也给斯密提供了批驳的对象。

斯密1723出生于苏格兰,这个思想启蒙运动最主要的一个支流——苏格兰学派所处之地。作为一个遗腹子,斯密是非常孝顺了,几乎是陪伴着母亲度过了其一生;也就在他母亲去世之后6年,斯密也过世了。

1737年,斯密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当时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阵地——格拉斯哥大学求学,期间,他完成了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和伦理学等课程;1740年,斯密受到长老会的资助,赴牛津大学求学。但据他自己所说,他在牛津並未获得良好的教育,唯一的收获是大量阅读了许多格拉斯哥大学缺乏的书籍。(也正是在格拉斯哥大学的经历为他之后对教育看法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7年之后,斯密回到了家乡,并首先接受了在爱丁堡大学讲授文学、修辞学、政治学(包括经济学)、法学的教职。1751年,斯密被聘请为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开始讲授逻辑学和道德哲学。期间他还身兼学校的一些行政事务,直到1764年离开为止。斯密在与休谟的通信中说,这12年是他人生中最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在教学期间,他出版了《道德情操论》(1759年)。

在受聘为巴克勒公爵的私人教师,获得丰厚的年金之后,斯密获得了出游欧洲大陆的机会。期间,斯密与当时欧洲大陆的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狄德罗以及法国重农主义学者魁奈等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沟通,于1766年回到苏格兰之后辞去了一切职务开始专心协作《国富论》。直到1776年几经修订才付诸出版,期间斯密几乎未离开家乡半步。《国富论》的出版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影响所及除了英国本地之外,连欧洲大陆与美洲也为之疯狂。

1778年,斯密受聘海关和盐税专员,这为他获取第一手的资料提供了很多便利,于是在他生命的剩余时间中,他五订《道德情操论》,两订《国富论》,因过人的贡献在1787与1788年两次获得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的荣誉。然而如他自己所言,由于《国富论》的写作耗尽了他的身体与精神,使得他日感虚弱,于1790年7月17日与世长辞,终年67岁。在去世之前,斯密将自己未出版的手稿全数销毁,体现了他自己的一贯对学术看重的作风。

引领一种新的思想潮流不仅需要有巨大的勇气,更需要有一种对科学的专注与奉献,而亚当·斯密正是这么一种人。他似乎有独自出神的习惯,而正是这种超出尘世的心不在焉使他高度发展了对于科学所必须的持久的专心致志的在智力上的追求。早晨起来,他可能在他的花园里用力吸入新鲜空气,在一阵沉思默想之后,才发现自己穿着睡袍已经到了离家15英里以外的地方了。在任海关专员时,有次因为独自出神而将自己公文上的签名不自觉写成前一个签名者的名字;在到工厂参观时又因出神而调入前面的陷坑中……这一切都体现了斯密专注而热情的学问研究精神。即使是这么一种专注却丝毫不损他对自己倡导的原则的身体力行,对现实的参与,并享受着友谊和社交的乐趣,获得了朋友与同事们的推崇。正如他自己所言“朋友与交往,是平静和愉悦心情的最好的保鲜剂,对于自我满足和享受生活是非常必要的。”正是这么一种出世而又入世的完美结合,造就了那思维缜密、构架宏伟,却又不离现实、细致入微的伟大的《国富论》。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头脑所形成的抽象的思想,却又包含着一个洞察世事的长者对得至于观察的经验的收获。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演绎与归纳这里得到了完美的结合。正如书中所述,斯密的“理性主义使他能够以少数几个最重要的原则为基础构建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而充溢于其整个著作的经验主义则使他的思想非常现实,并且赋予了他去说服别人的才能,即使他能够为每个一般化的思想找到大量恰当的和有说服力的例子”。

这是一个幸运的人,正如斯皮格尔所言:“与配第和坎蒂隆不同,斯密从未进过监狱;与洛克不同,斯密没有被暗中监视、被迫离开其学术职位或者被迫逃离祖国;与他的挚友大卫休谟不同,斯密得到了大学的教职。”处于一个剧烈变化发展的环境中的他以其勤奋和天赋奠定了经济学鼻祖的地位。

 

罗卫东老师:《国富论》奇怪的地方在于,它有点像莫扎特的音乐,听不听都没有关系的,但听着也很舒服的,几乎好像没有什么时代感,那个时候听也舒服,现在听也舒服。但是,要说它像贝多芬的音乐那样很有抗争性或者有庞大的主题,让你形成震撼的情感,似乎也没有。《国富论》中每一句或每一部分都耐人寻味。很多人对这本书的最大误解就是认为它已经过时了,现在看起来,我相信对《国富论》认认真真做过研究的几位西方学者,他们的判断还是很中肯的。一位是斯蒂格勒,他是芝加哥大学一位非常有意思的经济学家,他做的主要工作是信息经济学、产业政策和经济思想史,他在一篇文章《斯密教授的成功与失败》中对亚当·斯密的评价是非常高的,指出了斯密成功和失败的地方。弗里德曼对斯密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他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美国的体制完全得益于斯密的《国富论》。科斯在1971年发表的一个演讲《我读<国富论>》,认为书中很多的内容被今天的人忽视了,还有很多的主题没有展开,斯密的讨论被认为是比较简单,但仔细思考下去是非常有启发的。华人世界中的一位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张五常,他是非常反感马克思的,但却非常尊重斯密,认为斯密是两百多年前的经济学家里面,唯一到现在还值得读的一位,他列出了自己比较推崇的四本书,其中一本就是《国富论》。所以,对这本书非常奇怪的一个评价,就是现在的学生几乎对它非常陌生,但是有一小撮经济学家对他又非常重视,在现在的经济学体系和斯密的《国富论》之间,好像人人都认为有密切的联系,但是没有一个人真正思考过这个联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这是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国富论》这本书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任何一个很严肃的言论在斯密这里都是以很轻松的方式表述出来的,他是以一种日常语言来描述他对一件事情的深刻见解。《国富论》的成功真的还得益于这种叙事方法,这和我们知道的另外一些学者的套路完全不一样,这很有意思。在经济学里,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比如米塞斯、熊彼特,他们的著作很难懂,讲一个很小的理论也用非常深奥的语言。可是,斯密讲一个很大的理论,也是用身边的例子。科斯曾说过,《国富论》的文体和叙事的方法是后人真正该注意的一个方面。大多数时候,斯密在沉思的时候,除了思考道理之外,他都是在琢磨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以让读者接受,这点是很有意思的。同时,斯密是一个学术荣誉感极强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已经强到了非常不合情理的地步,所以他对如何经营自己的作品,以便让大众接受这一点,比当时许多的学者都要重视。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做出很多背后人视作怪癖的举动,包括在死前的几天里把他的十八本手稿全部烧掉,他认为那些东西还不够成熟,留下来会影响他的形象。他只允许两本他认真修订过的书保存下来,也许他认为这两本书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现在看起来斯密却有非常自知和自尊的品质。斯密其它的一些作品,现在看起来当做宝贝似的,在当时已经烧掉了。但是学生通过数记法将课堂的东西记下来,现在重新编订在《斯密全集》里加以出版了。包括他在法国旅行期间,当他知道法国的学者已经快要将经济自由主义、放任主义的东西呼之欲出时,他回到英国以后,立马辞去教授职位,因为教授的上课太占用他的精力,他必须赶紧把自己的东西系统化,以便争夺发明权。斯密有很强的创新焦虑,也就是原创性的焦虑。包括后来,他和弗格森之间的关系,特别的微妙。斯密不喜欢弗格森这个人,弗格森是懂速记的,他经常听斯密的课,认真地做笔记,所以《市民社会史论》这本书,斯密认为几乎是抄袭了他的讲课内容,所以晚年他和弗格森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密切。斯密非常在乎自己东西的原创权,包括斯密和斯图亚特之间争论关于自由放任主义的发明权时,斯密不断的在各种场合申明是他创造的,虽然他表现的很低调。所以,了解斯密写《国富论》前面的一段经历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些对我们理解《国富论》,以及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怎样写出来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关注的。斯密心中始终有一个读者的观念,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正因为如此,斯密的作品数量不多,但是一出版就引起关注,在当时和后来影响都很大,亚当·斯密一辈子都很顺利大概与此也有很大的关系。一个东西写得让大家都读得懂,讲得让大家都很感兴趣,这是一个人成功的很重要的前提。

虽然亚当·斯密阅读很认真,但他更相信观察。一方面,他是一个沉思型的人,但是他并不迂腐,也不是不关心世事,他对分工的效率,完全来自于他对具体案例的身体感觉。他在散步经过手工作坊的时候,会入迷地盯着做扣针的程序,看着这个分工演化的过程,他发现产品的数量和分工有关系,这促使他全面思考为什么同样的劳动投入通过分工的扩大,能够造成财富的扩张这个问题。扣针生产中的分工与效率,这是他讨论国民财富原因的时候非常重视的一个例子。

读斯密的书,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他所有的文句前后顺序和表达都是不能更改的,他是很严肃思考过的。《国富论》修订了三次,除了个别字句之外,基本结构是稳定的。所以从一开始,他讨论国民财富源泉的时候,第一句话“劳动生产率的最大改进都是分工的结果”,这是《国富论》点题的地方,必须要清楚这句话在整个体系中的作用。但历史总是很吊诡的,亚当·斯密对当时的人以及后人的主要影响,似乎不是关于分工的观点,而是他的“看不见的手”,这在后来被狭窄地理解为是交换理论。在皮特当首相的时候,当时英国正在极力推行自由贸易政策,那个时候是从自由放任的角度来肯定亚当·斯密的贡献,到后来更是如此。当经济学的数学方法更好的发展起来以后,对自由交换达到一般均衡、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稳定性、有效性的数学证明,也就是斯密前三章提出来的“看不见的手”的数学证明,成为经济学家乐此不疲的一个现象。

在《国富论》发表两百周年之后,也就是1976年,经济学家在格拉斯哥举行了一次非常大的庆典,几乎当时在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家都去了,他们围绕《国富论》形成了很激烈的争论。一派认为,斯密的《国富论》就是前三章有意义,后面的内容都很零碎,没有办法进行经济学的处理,这样的观点可以说就是当时的一个主流,认为斯密就是一个静态的自由放任体系的创始人,他的思想主要承接的是牛顿的力学体系,似乎是通过一个对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万有引力——“看不见的手”,来研究社会的均衡。另一派是制度主义的观点,认为斯密其实是一个有机论者,他所有的思想其实都是建基在对经济演化问题的思考上面,所以他根本不是一个静态的机械论者。这两种观点截然不同,一种认为斯密是当代经济学家的鼻祖,另一种认为斯密是现代制度论者,社会学很多命题的重要原创者。《国富论》这本书的解读,有些人看重这部分,有些人看重另一部分,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大家都非常接受的共识。

在我看来,理解这本书恐怕真的是要把斯密一辈子所做的工作联系起来,才能够做一个比较公允的讨论。我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亚当·斯密在讨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这个问题上面,其实是在运用他在《道德情操论》里面已经创设出来的一套对社会的看法。《国富论》可能更类似于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创设的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的经济运用,是他试图看看能否把它运用于批评英国重商主义政策,以及配合当时英国正在蓬勃兴起的新兴阶级关于经济政策的一种试验,尝试出一个理论的证明。为什么能够这样理解?亚当·斯密有一个很奇怪的命题:交换先于分工,这是很多后来人都觉得完全违背常识的命题,马克思当年在《剩余价值学说史》里面就嘲笑了斯密,认为斯密怎么连这一点都弄错了,怎么可能交换先于分工,肯定是分工先于交换,没有分工哪来交换交换的必要?这是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传统对交换与分工两者关系的讨论。但是斯密认为,人类当中都有一种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彼此交易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不是人类当初就有的、无法解释的本能,这个问题他不考虑。但是他发现交换的倾向是人类和动物相比最大的一个发展分工的动力,斯密说过我们没有看见过两条狗在一起审慎地交换骨头,虽然它们有不同物品的占有,但它们却没有交换的倾向。斯密讨论这种交换的倾向可能是一种长期演进的结果,正是这种倾向导致了分工。所以分工受制于人的交换倾向的使用,就是说,我们的政策能不能保障你顺利地施展你的交换倾向,这变成了一个经济分工的重要前提。接下去的一个命题——斯密定律,即:“分工受制于市场范围”,这是斯密一个重要的定律,就是说在我们的社会如果劳动生产率的最大限度的改进无不来自于分工,分工又受制于市场范围,市场范围又受制于政府对交易行为的态度。就是如果政府通过各种各样的管制来割断市场之间的联系或者堵住人类交换的倾向,那么市场范围就要萎缩,市场一萎缩,分工也要萎缩,分工一萎缩,财富也要减少。所以这样一来,就有一个逻辑上的内在联系,包括后来斯密讨论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好的政策,衡量好政策最大程度的一点就是能否让人类的交换倾向在经济生活当中顺畅地实施,从而能够更好地支持劳动分工和财富扩张,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斯密的国家观。

我认为斯密的国家观是长期被误解的,所谓守夜人和看门人的比喻是相当成问题的,因为它完全忽视了看门人所承担的被某种社会规范确立起来的规则,完全变成了一个简单的工具,但并不是这样的。斯密讨论国家的三重功能,第一重是国防,他认为对一个国家而言,维护主权比财富更重要。第二重是正义的规则,这相当于制度的公共产品,斯密在《国富论》中讨论正义规则时,是从他的经济原理去推,但是没有全面的讨论。因为斯密一直想专门研究一套立法和政治的规则,他曾经计划要写这样一本书。但是,到了1789年,斯密修订《道德情操论》的时候,他在最后一版做了说明,说自己由于身体的缘故,原来承诺的工作已经完不成了。好在《道德情操论》第六篇增加了这个部分,也算弥补自己对国家理论考虑方面的遗憾。因此,这样我们就得串起来了,就是讨论《国富论》中最后关于国家功能的部分时,必须回到《道德情操论》的最后一篇。讨论政治家和立法者品质这篇时,你才能够理解斯密对当代的政府应该做什么这个问题有所认识。斯密特别强调政治家和立法者全面的情感,他认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应该是悲天悯人的,他能够超脱任何局部的利益,也能够包容任何局部的利益。在斯密看来,一个宪政结构和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两者是合为一体的。斯密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情结,他心目当中有一种精英主义政治家的想法,这完全和我们理解斯密的形象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在《国富论》当中,他把政治结构隐去了,决不等于不重视国家。所以我们需要对斯密的政治观重新加以勾勒和讨论。如果没有一个秩序,人类就不可能真正地把他审慎的交易链条扩张出去,人类无法通过一个自然的链条来演化出一个制度。没有一个好的秩序,人类的交易并非不能进行,但是需要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过于高昂。因此由一些卓越的政治家来最制度进行合乎人性的设计,在斯密看来就是必要的。

斯密对经济生活的考虑并不是就事论事的,他认为,保持人与人之间能够正常发挥交易倾向的结构是不简单的一件事,现在所谓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前提下的均衡,无论是经济领域、情感领域或军事领域,我们均把它放在霍布斯的传统中,认为是两个如狼似虎的人通过“丛林法则”,然后需要一个外部强权对他们进行规范,形成现在所谓的一个国家体制。但斯密说,如果人类不是天然有一种同情心的话,国家不是必然出现的,市场也不是必然出现的。它可能会演化出一个成吉思汗那样的模式,就是开疆掠土过去,因为武力获得利益最大化比起交易来更方便,是不需要谈判和沟通的。人类之所以采用交易的方式,是因为已经有了同情共感了。人类知道任何的被掠夺都是一件让人痛苦的事,所以,才能够借用一个大家都认可的规则增进所有人的利益。这样你才能够打通《国富论》当中对“看不见的手”的推崇和《道德情操论》当中同情共感理论的看重。

同情心理论是斯密市场理论的基础。如果人类缺乏同情心,那么自由放任主义就是一种灾难,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我们在某种制度下面同情心被泯灭了,或者人类的同情能力被某种制度扭曲了,那么此时,放任大家进行自由贸易,就是弱肉强食。斯密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回到了原初的状态,就是假定人类对同胞痛苦的也有一种心灵上的即时反应,如果这点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被保留下来,那么《国富论》当中强调的自由放任主义是有基础的,但问题是在不合理的制度下面,人类的同情心被泯灭和扭曲了。所以,斯密说重商主义或一切政府管制为什么有问题,不仅仅在于它直接掐断了对财富的正确理解,而在于它实质上是扭曲了人的同情心,重商主义最大的祸害在于它干扰了人与生俱来的同情心。《国富论》希望能够正本清源,在政策方面能够去除制度的扭曲。所以,斯密在批判重商主义的时候并不是完全从国民财富的角度,而且还从人性的角度予以批判。

《国富论》涵盖面比较广,线条也比较多。我基本上对它的把握是,其逻辑结构是劳动生产率来自于分工,分工始于人与人的交换倾向,交换倾向需要制度结构来保障,制度结构需要有一批有德行的政治家来对所有人的交换情感来进行判断,并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制度结构。

斯密本身的世界观来源是由多方面构成的,从本体论和价值论相关的层面上讲,斯密受斯多亚主义和加尔文主义影响比较大。苏格兰地区是加尔文主义在英伦三岛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地区,我认为新教很重要的一方面是所谓人在不了解自己利益的情况下,自由地伸展,最后会通向公共利益或公共秩序,这一点恐怕是对斯密整个放任主义都会有影响的。斯多亚主义关注世界背后的整个秩序、关注对整个世界理性秩序和世界本身秩序两者的配合,这对斯密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因为他在牛津的时候,现在考据出来,他大量阅读的是斯多亚主义的作品。所以早期的阅读到了晚年以后,慢慢转化成他对政治的一些深刻的思考,包括政治家的道德品质及人生观、价值论的一种思考。所以他相信,个人为了自己局部利益的自由地在一个规则下面相互作用,应该会自然走向公共利益。这样一个基本理论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都体现出来。

熊彼特认为斯密不过是一个二流的经济学家,因为他的作品中任何的东西都可以在前人中找到原创者,熊彼特对斯密评价很低,在他的《经济分析史》里,他认为斯密没有什么天份,是一个庸俗的人。但实际上,我认为恐怕熊彼特因为博览群书,他就没认真仔细看过《国富论》这样的书,他要看的书太多。他更多的是猎奇,他很有一种知识贵族的炫耀动机在里面,也就是说如果讲一本书,你是没有看到过的,他就很有一种巨大的满足感。他是一个玩学问的人,有点收藏家的味道,一个学术的收藏家。他往往觉得大众的趣味太糟糕了,只要是大众支持的,他全都不当回事。而斯密刚好是大众非常喜欢的,尤其是熊彼特看不起的一些政治家们都喜欢斯密,所以他认为斯密这个人肯定不行。熊彼特有点凡是大众喜欢的,我就不喜欢,凡是大众不喜欢的、不知道的就喜欢的这样一种倾向,这种评论的事先姿态使得他判断斯密的贡献的时候出问题了,就是把斯密当做一个二流的学者,而没有真正的深入地去看。现在,我们知道有越来越多地人对斯密产生兴趣了,但是也有一个现象就是,大陆哲学传统下面的经济学家多半都不怎么喜欢斯密,奥地利学派除外。经验主义传统下面,就是美英这一派都喜欢斯密,熊彼特成长在这两个学派的交叉地带,而且受大陆哲学传统影响更深一些,因此他讨厌斯密也是情有可原的。我想有几个因素让我们不要简单的相信熊彼特对斯密的判断。讲的严厉一点,斯密肯定有他媚俗的一面,因为他要让自己的理论被更多的人知道、看懂。这种风格也传给了马歇尔,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是真正得了斯密《国富论》的真传,谋篇布局非常地在意,而且把所有普通大众看不懂的东西放在附录里面,所有关于弹性概念的数学表达全部放在注脚里面,正文当中全是用通俗易懂的例子和非常明白的生动的文字来表述,因此马歇尔的教科书在经济学里统治了半个世纪,这恐怕也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策略。

真正要对斯密的《国富论》进行了解,既需要通过其他著名学者的介绍来形成一种恰当的敬意,又要避免阅读二手文本产生的误读。对我们在座的诸位年轻人而言,这其中的平衡是困难的但也是极为必要的。不过,无论如何读什么都要去读,读错了没有关系,都多一点就慢慢正确起来了。

今天看来,斯密有一些问题,我个人感觉到就是粗陋,但愿不影响大家阅读的趣味。一个就是他确实是靠肉眼在观察,靠一个人的的头脑在思考。对经济这架复杂机器的分析,若只通过文字这种特别能引起歧义的方式来表述,总是不能避免粗陋性的。今天的很多正统经济学家都会因此而看不起斯密,这也许有一定道理。但是他们往往也会低估了斯密思想中无数深刻的洞见。斯密所表述的乍一看似乎是常识,但是他对常识的处理是极为出色的。我总认为斯密是现象学的实践者。

斯密作品中的问题,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很多原理讲的都非常的简单,而且很多的隐喻,他用的类比从科学的角度讲,都是相当成问题的,因为他太多的用例子,因此作为科学分析,斯密的东西分析性不够。他的描述是相当到位的,但是从科学语言来讲、从分析和推论的角度来讲,有很多逻辑链条未必是经得住推敲的;第二是斯密的论点当中确实有些前后矛盾的地方。科斯认为大概是因为斯密特别害怕和人交流,斯密不和人交流,一个是他的天性,一个就是他怕人抄袭他的作品,他对自己作品的自尊自贵的这一点我觉得达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所以凡是讨论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他立刻不讲了,因为那个时候的人非常害怕自己的作品被别人剽窃。他隐居了十二年写作《国富论》基本上不和外界交流,除了偶尔和休谟、出版商通信,他交往的范围非常小,这样他学术的开放性和彼此切磋性这方面就没有了,这就导致了斯密的头脑在思考这么庞大的体系的时候,完全没有来自其他高人的评论,不可避免地要犯些错误。

《国富论》的翻译中国人是很重视的,除了中间有一段时间的空白,也就是从严复到郭大力的书之间大概半个多世纪的空白以外,其他时间《国富论》翻译的版本不断出来。杨敬年的陕西人民出版社的版本,这个版本有一些旁注,特别是把熊彼特《经济分析史》里面的一些东西放在里面以帮助解读,有其别出心裁的地方。新世纪出版社谢祖均的一本、唐日松华夏出版社的一本,这些都是比较学术性的译本。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杨敬年的译本,我相信这本书主要的原因是杨先生在英国留学多年,他对英国的学术传统非常了解,以及他长期做翻译的经历和他本人治学的严谨,他提供了一种比较好的个人信用。

我自己还没有完成阅读的使命,阅读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阅读不仅仅是看书,真的是要理解了之后,几进几出,慢慢知道了结构性的东西才能理解。

 

毛丹老师:从外行的角度来说,斯密提出的很多问题有些是你觉得现在还很新,有些你也觉得很困惑的。比如说有些问题,既然说人有一些基本的心理倾向来解释交换分工的动力,那么是用不着制度来保障的,因为动物用它的基本倾向就能很好的相处,为什么人的基本倾向需要用制度来保障?要么这不是基本倾向,要么基本倾向中包含着反社会、反交换的倾向。让我困惑的是,为什么经济学家总是很顽固地用人的基本心理倾向、基本动机来解释一个经济类型?这种解释方式的优缺点是什么?这和政治学是有区别,政治学面对的是大众,要大众幸福讲逻辑讲道理是没用的,讲心理倾向,他们就能感受和理解。另一个问题是,在现代的社会里,国家的疆域不是斯密那个时代比较明确,那么在现代的世界经济视角里,你是如何看斯密的?

 

罗卫东老师:毛老师讲的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一旦涉及到天性的问题,经济学家是不予以考虑的。另一点是斯密不是说需要有一个制度来保证交易的倾向,而是需要有一个取代妨碍交换倾向的制度,这是《国富论》的重心所在。就是说我们总会有一些制度阻碍交换倾向的,因此制度变革的必要性始终是存在的。在斯密所处的时代,他认为当时的制度严重违反了财富的增长,所以当务之急是用另一个东西来攻击它,科斯在文章中也讲到,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时候是不需要制度的,但是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有成本,这个成本往往会影响整个效率,因此,如果有一个制度能够让这个成本降下来,这个制度是可取的。这也算是理解的一种径路。

 

毛丹老师:刚才发言的同学介绍斯密所处的大时代背景,我认为从阅读和解释的技术角度来说,大时代背景只是起了一个衬托作用,从理解文本角度来看,实际上可以更多地放在当事人具体的事件上面,这可能更有助于解释,我认为大背景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罗卫东老师:斯密的个性和习惯确实需要注意的,在他的文本当中还是可以发现他的个性特点的,包括他对女人的判断,看上去和他的学术贡献没有太大关系,其实不是的。斯密的恋母情结是很显然的,而且他对自己身体很敏感,老是怀疑自己这里有病那里有病。这些细节实际上表明了斯密理解问题的角度。所以我们说,分析学者的意向性,即:他的身体状况、所受的教育、个人偏好和个人认知的特点如何指向一个事件的,这在思想史上是很有意思的。

 

任强老师:有一种说法,斯密讲“看不见的手”实际上是指“上帝”,斯密并没有明确表示过是指市场经济,这个说法怎么理解?

 

罗卫东老师:斯密作为一个斯多亚主义者,他并不转向上帝,而是确立人理性的尊严,斯密对基督教恰好是没有感情的,从他的传记中就可以看到。也许他更多的是在黑格尔意义上来看这个问题的,也就是所谓“理性的狡智”。就是指世界背后有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借助个人的实践来实现,而个人自身对此没有自觉。

 

毛丹老师:你们会注意到罗卫东老师对斯密的文本解读得很细,他所有的释都可以放到斯密说的下面。因此,某个问题有没有道理,罗老师是可以避开的,这是一种很有效的解读方式,你首先得读懂斯密。希望大家在阅读文本时,养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体现在了卫东身上,这可能掩盖了他本人得一些想法,也是一个辩护的有效盾牌,当然还有更多的好处。

 

冯钢老师:《国富论》是斯密从欧洲回来以后写成的,确实和他之前写的《道德情操论》无法对口,我一直无法统一一个斯密,我还是觉得有两个斯密,但后面这个斯密是怎么来的?当时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启蒙意味着老百姓还不成熟,所以要教育他们,使他们成熟起来。另一派的观点正好相反,就因为老百姓不成熟,就不要去抱怨,而要利用这个不成熟。我相信后一派的启蒙思想对斯密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也就是斯密为什么说利用个人的自私自利来为社会服务。后来,这两种启蒙中,前者受到批判,教育者教育老百姓,那么教育教育者的任务谁来完成,马克思的观点也偏向后者,就是把人的不成熟、人的恶看作是无法改变的,怎样利用它来达到一个治理的状态,这就是后来所谓的治理术。治理不是教育,治理就是利用。

 

罗卫东老师:冯老师刚才讲的有一定的道理,斯密当时在格拉斯哥上课的时候,已经有“如何利用有原罪个人”的思想。但是,他到欧洲之后就有紧迫感了,如果事先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他连这个问题的意义都不会有所认识。因此,他回来时候坚决辞掉教授的职务,开始写作整理。冯老师认为斯密受到欧洲的启发,我认为斯密受到了欧洲思想界的催逼。

 (录音整理稿已经本人审阅)

 

资料提供者:范良聪

整理者:白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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